前进中的明代文人印
陈华春
如果说元代为文人印的创作开辟了道路，那么，明代的文人印则是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。明代的印人们在印学语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，形成了特有的文化景观，其影响波及清代及当代，在印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也许，有人认为明代文人印很幼稚，与前比不如秦汉印，与后比不如清代，似乎明代文人印不值得探讨。这种论调颇有市场，许多人学习文人印时，往往跳过明代这个特殊的印学时期，要么宗秦汉，要么宗清。当然，选择什么范本是个人的事情，但若从印学史的研究来看，明代文人印是无法忽略的，他们在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为后人指明了方向，这是我们考察明代文人印应具备的基本立场。
从理论上讲，明代文人印沿着元代文人印的方向发展，白文宗汉，朱文宗元，这也是后世文人印所具有的共同特点。在明代，涌现了大量的集古印谱，石质印材的使用，印学著作的应运而生，极大地提高了文人创作印章的兴趣。地域流派印的壮大和发展，培养了一大批印章高手。文人画的兴起，使诗、书、画、印的完美结合成为了可能，这也是明代文人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，吴门画派的书画家为文人印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在入印的内容上有了很大的空间，周应愿在《印说·证今》说：“洪笔丽藻之客自制，或取《山海经》，或取《尔雅》，或取老庄，或取《骚》，或取禅，或取秦汉以来诸稍僻书。理学大儒则取裨家风教者，或《周易》，或诗书，或孔孟，甚至宋人讲学，语道不同，不相为媒，夫印亦然。”（《中国古代印论史》P37）从印章的内容来看，印文的范围很广，闲章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
刀法的探索是明代印学的一个重要问题，周应愿对刀法的论述颇引人注目，其说：“刀之害六，心手相乖，有形无意，一害也。转运紧苦，天趣不流，二害也。因便就简，颠倒苟完，三害也。锋力全无，专求工致，四害也。意骨虽具，终未脱俗，五害也。或作或辄，成自两截，六害也。”(《中国古代印论史》P43)在其印论中，还分析了印材与刀法，笔法与刀法的关系，从审美上给予了极大的关注，提出了复刀、伏刀、反刀、飞刀、挫刀、刺刀、补刀等概念，是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。
徐上达《印法参同》也有大量的刀法论述，“运刀时，须先把得刀定，由浅入深，以渐而进。疾而不速，留而不滞，宁使刀不足，莫使刀有余。盖不足更可补，有余不可救也。”指出“刀法有三：最上，游神之庭；次之，借形传神；最下，徒象其形而已。今之刻者，率多谓刀痕均齐方正，病于板执，不化不古，因争用钝刀激石，乱出破碎，毕，更击印四边，妄为剥落，谓如此乃得刀法，得古意。果尔，亦无难矣！然而刀法古意，却不徒有其形，要有其神，苟取胜而神索然，方不胜丑，尚何言古，言法。”（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P126）进一步分析了中锋偏锋、阴刀阳刀、顺刻阳刻、刻玉刻铜、浅刻、工写、难易等刀法问题。另外，如潘茂弘《印章法》也对刀法问题作了论述。列举这些刀法论，目的是说明刀法问题是印章艺术的核心问题，明代印学理论对刀法的探讨达到了一定的高度。刀法论从明代至今，基本上没有多少发展，这种理论是建立在石质印材的基点之上，成为明代印论的重要特点。明清至今，印学实践仍局限在刀法、章法、笔法等方面，印材仍是沿用自明就开始使用的石质材料，这就给当代印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，如何对待传统和创新问题？当代印章创新的方法有哪些？如何看待当代写意印风？如何解决理论长期滞后的问题？如何看待展览机制对当代印风的影响？当代印材有没有多元化的可能？等等，皆是一些新问题，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正视。我们考察明代印论，可以清楚地看到，集古印谱的大量产生、印论的发展、石质印材的使用，然后才有大量的文人投入到了文人印创作的洪流之中，形成了印学繁荣的局面。当代展览机制对印学最大的误导就是重技法、轻理论、轻学养，制造了一大批混混印人。当代文人印向何处发展，是一个需要我们重视的问题。
元代文人们只篆写印而不刻印，是因为没有找到理想的印材，明代由于石质印材的使用，使文人们自篆写自刻成为了现实。站在历史的今天，我们不能忘记明代文人印的功臣们。文彭、何震、苏宣三家出现后，流派印风大放光彩。从文彭到李流芳、归世昌、陈万言、沈世和等，形成了三桥派。从何震到金光先、吴忠、陆惠、梁千秋、胡正言等，形成了雪渔派。从苏宣到程远、何通、徐东彦等，形成了泗水派。在这些流派中，这三人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。当然，在这些流派中，其跟随着要么在技法上精益求精，要么不敢越雷池一步，这也是任何流派印无法克服的不治之症。除这些流派外，也有一些综合多流派之精华，成自己之面目者，如汪关、朱简、程邃等，他们在刀法与笔法上有了较深的理解。正如朱简所言：“刀笔浑融，无迹可寻，神品也；有笔无刀，妙品也；有刀无笔，能品也；刀笔之外而有别趣，逸品也；有刀锋而似锯牙燕尾，外道也；无刀锋而似墨猪铁线，庸工也。”（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P138）这种认识与明初印论相比较，已有了明显的进步。前者认识到了刀法的重要性，但对刀法与其它艺术语言的论述涉及较少，而后者能从印章艺术语言的整体上给予关注。可以说明代的印学理论已初步奠定了中国印学的基本框架结构。
若我们从他们的作品来看，其仍然没有脱离元代文人印设下的格局，朱文用小篆，白文宗汉印。虽然他们的印与前比不如秦汉，与后比不如清代及当代，甚至有的印水平很低，但他们给后人提供了一种文本，一种存在。明代的文人们在印材、刀法、理论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，成为古代印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中坚环节，为清代及当代印学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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